题记：
从遗传的角度来看，过去的道德教诲并非无可指责；它们一方面通过宣扬禁欲和独身而鼓励了避世，另一方面又通过敦促人们结婚并生育尽可能多的子女，而常常使本已悲惨的状况雪上加霜。
人们也并非不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对处境悲惨和发育不全的人给予非理性的怜悯，其本身就是一种邪恶。某些类型的现代社会主义可能会因奖懒罚勤、惩罚节俭奖励浪费，而使贫困加重。
我们是否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对未来世代罪孽深重？让我们审视一下某些有产阶级，他们组成家庭，满怀希望地为未来培养儿女，却发现孩子们因遗传的不幸而患有某种恶疾。这种罪孽源于对伟大遗传法则的无知。
我们再来看一看贫民窟和陋巷，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骇人听闻的悲剧，存在着一种甚至更为致命的代际间的无知。更糟糕的是一位酗酒的母亲，她一个接一个地生育着饱受摧残的婴儿，而这些注定要承受父亲罪恶的无辜小生命，却从来不曾知晓优生学这个字眼。
然后，还有那些有智力缺陷的人，我们对这些人的仁慈，却往往成为对他们自身和对国家的诅咒，并最终以一种不合理的世代繁殖而达到悲剧的顶点。任何无法正视这些艰难事实的人，就不可能对优生学的极端重要性有任何恰如其分的把握。
如果所有这些罪恶都能被大大减少，那么未来的世世代代，在他们回顾过往时，定会为二十世纪初期我们那种失职且误入歧途的道德准则感到惊奇。
我们的努力可能会方向错误；它们可能会因人类的激情或偏见而落空；但为了我们自己和我们子孙后代的缘故，我们绝不能继续原地踏步，停滞不前。（摘自1912年首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开幕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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