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深秋，东京的雨季来得比往年早。十月刚过，冷锋从日本海方向压过来，把整座城市泡在绵密的细雨里。雨不大，但下个不停，柏油路面永远湿漉漉的，霓虹灯的倒影在地面上晕成一团模糊的彩墨。歌舞伎町的霓虹在雨夜里格外扎眼——红的更红，蓝的更蓝，金色灯牌在湿气中泛着一层毛茸茸的光晕。街上的人撑着透明塑料伞脚步匆匆，自动贩卖机的嗡嗡声被雨声盖住了一半，巷子里的积水映着灯牌，每踩一脚都溅起一片碎光。
陆川撑着把旧黑伞，站在新宿三丁目一栋灰色旧楼的楼下。雨丝从伞面边缘斜进来，打在他肩上，工装外套上阿绣缝的补丁被雨水洇深了颜色。他仰头看了一眼这栋楼——六层，没有招牌，外墙的瓷砖掉了几块，露出下面灰白的水泥。柏青哥店在一楼，整日整夜响着弹珠的撞击声和电子音乐，透过雨幕听起来闷闷的，像隔着一层水。电梯只能到五楼，最后一层需要走楼梯上去。楼梯很窄，墙壁贴着暗红色花纹壁纸，灯光故意调得很暗。
这是陆川第二次来朱鹭。
第一次是两个月前，关爷让他来取一份关于码头货物通关的税务单据。那次他只在吧台边站了片刻，红姐从办公室拿了文件出来递给他，两人说了不到三句话。他只记得吧台上方有一盏纸灯，灯罩上画着几只展翅的白鸟，光线柔和地洒在红姐盘起的头发上，她发间的素银簪子被照得微微发亮。她说“等一下”的时候他正站在门口转身，然后她从吧台下面拿出一个用保鲜膜包好的饭团递给他，说“这么晚了，拿回去吃”。说完她就转身走回了化妆间，没有多余的动作。
那枚饭团被他揣在工装口袋里，回公寓的路上还带着她的体温。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推开六楼防火门，门楣上那块黑色木匾依旧静静地悬着——“朱鹭”，极瘦的草书，黄铜纸伞造型的门把手被无数只手摸得锃亮。门内传出隐约的爵士乐，萨克斯风懒洋洋地吹着，节奏缓慢，像喝醉了的人在说话。他收拢伞，在门廊里抖了抖伞面上的雨水，然后推开那扇黄铜把手。
朱鹭今晚没有客人。吧台上方的纸灯亮着，几只白鸟在灯罩上静静展翅。美穗和千夏在角落的卡座里翻着杂志，百合一如既往在化妆间找她永远找不到的幸运硬币。爵士乐从吧台后面的唱片机里流淌出来，唱针在胶片上轻轻跳动，偶尔发出细微的沙沙声。空气中飘着檀香的淡烟——不是从香炉里飘出来的，是红姐每天打烊后亲自点燃、用来驱散烟酒味的。
“红姐在办公室。”美穗抬头看了陆川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翻杂志。千夏连头都没抬，只朝走廊方向指了指。
陆川沿着走廊往里走。走廊很窄，两侧是包间的纸障子，纸门上画着淡墨山水。脚下的松木地板被踩了多年，表面磨得光滑发亮，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他上次来的时候没有进过办公室——办公室在走廊尽头，一扇暗色的木质推拉门，门缝里漏出灯光。
他在门口站了片刻。门没关严，从缝隙里能看到红姐坐在办公桌前，低头写东西。她今天没有盘发，头发散着，搭在肩上，鬓角有几缕碎发垂在耳侧。没有穿旗袍——身上是一件旧毛衣，深灰色的，袖口有些起球，领口松松垮垮地搭在锁骨上。和站在吧台后面那个“红姐”判若两人。
陆川用手指在门框上敲了两下。不轻不重，刚好够她听见。
“进来。”她头也没抬，声音很稳。
陆川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一张旧木办公桌，桌上堆着账本、信封、几支削好的铅笔和一盏绿色灯罩的老式台灯。台灯的光圈投在桌面上，照亮了她正在写的那张纸。她的字很工整，每一笔都收得干净利落，像是练过毛笔字的人用钢笔写出来的——这在歌舞伎町的俱乐部里很不寻常。墙角有个铁质文件柜，柜门上贴着几张便签，用假名写着日期和数字。窗边有张旧沙发，皮面磨得发亮，沙发扶手上搭着一条叠好的毛毯。
红姐抬起头。卸了妆，眉毛淡了些，眼角的细纹在没有粉底遮盖的灯光下清晰可见。但她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利得像刀片，只是刀片今晚好像钝了几分。嘴唇没有涂口红，颜色很淡，因为没抹粉底，下巴上那道旧疤隐隐露了出来——大概是被碎玻璃划的，伤口缝过针，针脚早拆了，只剩一道比肤色略深的白线。陆川看到那道疤的时候想起阿绣缝的针脚——细密整齐，但红姐下巴上的疤不是阿绣那种整齐的针法，是紧急处理的、粗粝的、带着某种仓惶的痕迹。
“坐吧。”她指了下沙发，然后继续写完手头那行字。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音，和唱片机里萨克斯风懒洋洋的尾音混在一起。
陆川在沙发上坐下。沙发很旧，弹簧有些松，坐下去的时候发出嘎吱一声。他把雨伞靠在墙边，帆布包放在脚边。包里装着关爷要他取的书面材料——一份关于森田组保护费流向的明细表，花姐上周整理出来的，关爷说必须亲手交给红姐。除这之外包里还有桥的地契、那颗干枣、老陈的煤精布袋，以及一把军用匕首。
红姐写完了最后一行字。她把钢笔搁在笔架上，端起桌上那杯已经放了很久的浓茶喝了一口——茶汤颜色深得近乎发黑，隔着一米远都能闻到苦味。然后她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口敞着，里面装着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材料。
“你要的东西。”她把信封放在桌角，但没有马上递给他。她靠在椅背上，用手指揉了揉太阳穴，闭上眼睛。桌上的台灯照着她手腕上那道旧得发白的烫伤疤痕——像是被烟头烫的，疤很圆，边缘平滑，不像是意外。那个停顿里，她的呼吸很慢很沉，像一个刚在水下潜了很久的人浮出水面后第一次呼吸。
陆川站起来走到桌前。他拿起信封，没有马上离开。他低头看着红姐——她闭着眼睛的时候看起来不是红姐，是一个累透了的女人，坐在堆满账本的办公桌前，穿着起球的旧毛衣，手指上有钢笔墨水，嘴唇上有咬了一整天的痕迹。
“你还好吗？”他问。
红姐睁开眼睛，抬头看着陆川。这个年轻人站在她办公桌前，手里攥着信封，脸上的表情不是客套的问候，是真的在等她的答案。来朱鹭取材料的男人们千篇一律——客气地敲门、恭敬地接过文件、礼貌地告别。没有人会站在门口等一个答案。她忽然想起几个月前林澜在化妆间跟她提到过这个人——“关爷那边有个新来的东北人，叫陆川。他在工地上堵了王三，让中国人的工钱涨了将近一倍。后来在赌场里把老孙镇住了。老孙你知道吧，在关爷手下干了八年，软硬不吃，现在能跟他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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