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行动司司长罗伯特·韦伯收到报告的时间，是华盛顿时间上午九点十七分。
韦伯当天上午的日程排得很满....十点有一个关于菲律宾政局动态的部门内部吹风会，十一点半要出席副局长主持的周度例会。
但在翻开报告的第一页之后，他取消了十点的吹风会。
读到第三页的时候，他让秘书把十一点半的例会也推了。
两个小时后，韦伯合上了报告的最后一页。
他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按住鼻梁，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快速校准了一遍自己的判断，而后他睁开眼睛，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
……
十五分钟后，报告的副本出现在了分管行动的副局长桌上。
四十分钟后，又一份副本被送进了分管情报分析的副局长办公室。
韦伯没有犹豫的原因很简单....报告的核心结论直接关联广场协议之后米国对日经济战略的下一步走向，涉及美元汇率政策、美日贸易谈判节奏、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预判。
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个，都远远超出了亚洲行动司的权限半径。
他不敢截留，也不能截留。
在AIC的体系内，有一条不成文但人人遵守的生存法则：如果你手里的情报可能影响总统的决策，而你因为任何原因....无论是官僚惯性、部门利益还是纯粹的判断失误....延误了它的上传，那么当事后追责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站出来替你说话。
你的职业生涯会在二十四小时内结束。
韦伯不打算拿自己的前途赌这一把。
报告发出后的第三十六个小时，它抵达了AIC局长威廉·凯西的案头。
……
1986年的威廉·凯西，不是一个普通的AIC局长。
他是罗纳德·根子最信任的人之一....不是“之一”那种客套的“之一”，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密友。
二战时期的OSS老兵，华尔街出身的金融精英，根子竞选团队的操盘手，入主兰利后以铁腕手段重建了AIC在全球范围内的秘密行动能力。
在冷战格局的最后十年里，凯西的权力边界远远超出了情报系统的传统范畴。
他直接参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决策，深度介入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对美苏博弈、美日贸易、中东局势拥有超越任何前任的话语权。
任何能影响美日贸易、美元战略、冷战格局的情报，都会直接触达他本人。
而陆深的报告，三样全占了。
凯西审阅报告的过程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真正重要的东西从不留下纸面痕迹。
但报告审阅完成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他的反应。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顾问收到了一份来自AIC局长办公室的加密简报。
财政部副部长收到了一份措辞几乎相同的加密简报。
美联储理事会核心成员收到了一份经过脱敏处理的分析摘要。
这三个人....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三个人背后代表的三个权力节点....正是米国汇率政策、美日贸易政策的直接制定者。
凯西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将一份来自香港站一个中级分析员的报告，从AIC内部推进了米国国家经济决策的最核心圈层。
这份报告的影响力半径，在三十六个小时内，从香港中环的一间办公室，扩张到了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
而在报告流转的同时....
12月4日....美元兑日元汇率在亚洲交易时段开盘后持续下跌，午后直接跌破1:200关口，最低触及1:198。
这个数字的意义，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打破了一个共识。
在广场协议签署后的两个月里，市场的主流判断是：美元兑日元的贬值是有序的、可控的，200关口是一个心理底线，触及后大概率会出现技术性反弹。这个判断不是散户的臆测，而是华尔街顶级投行、美联储研究部门、AIC经济情报分析处的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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