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任的第一周，陆深在明面上做着团队搭建和业务推进的工作。
但每一天，他从第一天起就在搜集信息。
他让自己浸泡在兰利总部的日常信息流中，像一块海绵，被动自然地吸收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碎片。
靳友岱已经退休，但AIC在他退休之后立即返聘他担任亚洲情报顾问，继续参与核心情报分析工作。
一周来总部三天，有固定的政策分析会。
这个安排的逻辑很清晰.....靳友岱长期担任AIC亚洲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东亚情报领域积累了无人可及的专业权威。
他了解这个方向上的每一条线索、每一个历史决策的前因后果、每一个关键节点的来龙去脉。
这种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可替代的，不是靠培训一批新人就能弥补的。
所以AIC留下了他。
但这也意味着一件事。
靳友岱仍然拥有高等级的涉密权限，他仍然定期出入兰利总部，他仍然在AIC的体系内活动。
这对陆深来说既是机会，也是问题。
机会在于，靳友岱还在兰利，陆深有可能找到合法和规的方式接触到他。
问题在于，靳友岱还在兰利，也意味着汤姆·普莱斯的调查触手随时可以碰到他。
而更大的问题是.....
组织为什么还没有启动召回？
陆深在方纪中面前说得很清楚：请组织立即启动对靳友岱的紧急召回程序。
方纪中的反应也很明确：这个信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送到最高决策层。
从那个雨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周。
三周。
在情报系统的紧急响应时间线上，三周已经足够完成从信息传递到方案制定到行动执行的全部流程。
但靳友岱还在兰利，每周来三天，准时上班。
陆深在深夜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反复推演了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信息传递出了问题。方纪中没能将信息及时送达最高决策层，或者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截留、延误。
可能性极低。
方纪中是二部的资深情报员，他的专业素养和执行力不容置疑。
第二种：组织收到了信息，但经过评估后认为风险等级不足以启动紧急召回。
有可能，但不符合逻辑。
靳友岱的级别太高了，任何涉及他的安全风险，在组织的评估体系中都应该被列为最高优先级。
第三种：组织已经启动了召回程序，但靳友岱本人拒绝了。
这个可能性让陆深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
他在前世的档案中读到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潜伏者在敌方体系中待得太久，久到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分辨哪一个身份是真实哪一个是伪装的。
他们的社会关系、职业成就、甚至家庭生活，全部建立在那个伪装身份之上。
当组织要求他们撤离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家，而是一次不可逆的身份自杀.....抛弃三十年来积累的一切，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重新开始。
很多人选择了留下。
不是因为叛变，也不是因为不忠诚，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无法离开那个自己花了半辈子塑造的壳。
靳友岱在米国待了多少年？
三十年。
从一个青年到一个老人，从一个初入AIC的年轻分析员到亚洲政策研究室主任，从黑发到白发。
他的朋友在这里，他的同事在这里，他的房子在这里，他的生活在这里。
如果组织说回来，他会怎么回答？
陆深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不管靳友岱怎么回答，他都必须在普莱斯的证据链闭合之前见到这个人。
亲自见到。
面对面。
……
随后，陆深将搜集信息的重心从靳友岱的日常行踪转向了一个更具体的方向.....靳友岱在兰利总部内部的固定行为模式。
一个在同一套体系内工作了三十年的人，一定有固定的行为模式。
固定的上班时间，固定的停车位，固定的午餐地点，固定的工作流程。
这些固定模式中，陆深需要找到一个窗口..一个他可以不引起任何怀疑地出现在靳友岱附近的窗口。
周二上午，陆深在四层西翼的走廊里，与亚洲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初级分析员擦肩而过。
那个年轻人手里抱着一摞文件夹，走得很急，差点撞到陆深。
“抱歉，抱歉。”年轻人匆忙道歉，语速极快，“靳主任要的档案，得在他下去之前送到。”
“下去？”
“绝密档案库。”年轻人已经走出了两步，头也不回地说，“每周三下午两点，雷打不动。”
陆深在脑海中将这块信息碎片与此前积累的信息拼接在一起，一幅清晰的图景浮现了出来.....
兰利总部地下二层，绝密档案库。
这是AIC最核心的信息存储设施之一。
所有标注为绝密及以上级别的纸质档案....那些不能被电子化，不能被复制，只能通过原件调阅的敏感文件.....全部保存在地下二层的恒温恒湿金属保险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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