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日，伦敦，艾登的办公室。
艾登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几份文件。海军报告、美国备忘录、财政部的估算。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了，每一遍都让他更加确信一件事——胜利是可能的。但胜利之后的英国，还是英国吗？
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节奏不规律。他的脑子里在重复哈利法克斯的那句话——“您也在赌博。您在赌美国会来救我们。”
他翻开海军报告，再次核对那些数字。商船损失导致的进出口能力急剧下降，而旷日持久的战争盛宴，正在无情地吞食着英国最后的积蓄，黄金外汇储备快要见底了。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撑不到明年春天。
他把报告合上，放在桌边。然后拿起美国备忘录，又读了一遍。备忘录里写得很清楚——美国在观望。不是“我们会帮你们”，是“你们先证明自己值得帮”。他的目光停留在那一行字上，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读，都觉得喉咙发紧。
他把文件推开，靠在椅背上。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目光落在墙上那幅地图上——法国北部，敦刻尔克，那片被红色图钉包围的海滩。三十多万士兵被困在那里。他们的坦克丢在法国了，大炮丢在法国了，卡车丢在法国了。就算他们能回来——手里也没有枪。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伦敦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街上的行人比平时少了很多。远处隐约传来防空演习的警报声，一遍又一遍，像是这座城市的心跳。
他走回办公桌前，拿起电话，又放下。又拿起来，又放下。他的手指在电话机上停留了很久。窗外，一个报童在喊：“敦刻尔克最新消息！读《泰晤士报》！”声音渐渐远去。
他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唐宁街10号。
“请转告首相，我希望尽快见他。是关于我的辞呈。”
他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大约二十分钟后，秘书推门进来。
“先生，首相办公室回复了。丘吉尔先生今天下午三点有空。”
艾登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我知道了。”
他想起1938年。那一年他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不是因为张伯伦对他不好，是因为他不同意张伯伦对意大利的绥靖政策。张伯伦要和墨索里尼做交易，用承认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殖民统治来换取暂时的和平。他不同意。他认为那是在养虎为患。
那一次辞职，他以为自己是对的。他以为只有强硬才能阻止希特勒。他以为绥靖只会让敌人更加嚣张。他以为丘吉尔才是对的人。
现在丘吉尔是首相了。他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正确的领导。但那些数字，那些报告——它们告诉他，也许他错了。不是丘吉尔错了，是他错了。他以为强硬能赢。但强硬需要钱，需要船，需要物资。这些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耗尽。
他重新翻开海军报告，盯着那一行行数据。三月十五万吨，四月二十万吨。每一艘沉没的商船，都意味着几百吨粮食沉入海底。每一吨沉没的粮食，都意味着伦敦某个家庭明天的早餐会少一块面包。不是数字，而是日子。
他合上报告，靠在椅背上。
他想起自己选区里的那些农民、商人、教师、小工厂主。牛津郡离伦敦不远——坐火车不到两个小时。他们不需要写信，他们可以直接来找他。
事实上，他们确实来过。
上周二，一个农民从他的选区赶来，在办公室门外等了一个小时。他的儿子在法国丢了腿，他说他不后悔送儿子去当兵，但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能打赢吗？艾登说能。他又问——打赢之后呢？艾登没有回答。他回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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