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2日，傍晚，伦敦。
法国正式投降的消息是下午传来的。
贡比涅森林，一节旧火车厢。希特勒坐在1918年德国签字投降的那把椅子上。德国代表宣读停战条件，法国代表签字。
法国北部和西部沿海沦为德国占领区，南部留给维希政府自治。法军就地解散，战俘留在德国。
英国彻底孤立了。
哈利法克斯在办公室里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翻看海军报告。他的手停在那一页上，目光停留在那组数字上——黄金储备、商船损失、进口能力——久久没有移动。
他放下文件，沉默了很久。
窗外，伦敦的天色正以一种缓慢的、不可逆转的速度暗下去。路灯还没有亮，整座城市像浸在一缸灰色的墨水里，昏沉沉的。
他拿起电话。“我要见首相。”
丘吉尔的办公室里，气氛比往常更冷。
哈利法克斯推门进去时，丘吉尔正站在窗前，背对着他。那面窗户正对着唐宁街的花园——暮色里，花园的树木只剩下模糊的黑色轮廓。丘吉尔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凝固的雕像。他的手里夹着一支雪茄，但烟已经灭了，烟灰落在手指间，他没有掸。
“首相，法国投降了。”
“我知道。”
“内阁需要讨论对德战略。”
丘吉尔转过身。他的脸在暮色中显得格外苍白，眼袋深得像两道沟壑。但他的眼神依然锋利，像一把被反复打磨、依然没有磨损的刀。
“你想讨论什么？”
“和谈的可能性。”
丘吉尔盯着他看了几秒。那是一段很长的、几乎让人喘不过气的沉默。他没有暴怒，没有摔东西，没有用那些他知道的粗话。他只是盯着哈利法克斯看——用一种审视的、估量的、像在判断一个对手的出牌逻辑的目光。
“内阁会议明天上午召开。”他走回桌前，翻开日程本。“议题——对德战略。”
哈利法克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他知道丘吉尔不会拒绝——拒绝就意味着他害怕讨论。
1940年6月23日，上午，唐宁街10号。
伦敦的天还是灰的。
哈利法克斯的汽车驶过白厅大街时，街角站着一小群人，举着“与德国谈判”的标语。人不多，十几个，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显得稀稀落落。他们的呼喊声被汽车玻璃挡住，变成模糊的嗡嗡声。一个女人的声音格外尖锐，穿透玻璃，钻进车里——“把我们的儿子接回来！”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哈利法克斯没有说话。
车停在唐宁街10号门口。他下车，整了整外套，推门进去。
内阁会议室在二楼。他沿着走廊走过去，脚步在石板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回响。走廊很长，很安静，两侧墙上挂着历任首相的肖像。他经过张伯伦的那一幅——画像是去年画的，那时候张伯伦还没有拄拐杖。
他推开门。
会议室里已经有两个人了。
艾德礼坐在桌子左侧，面前摊着一叠文件，正在翻看。他抬起头，看了哈利法克斯一眼，没有说话，又低下头继续看文件。他翻动纸页的动作很慢，每一页都发出一种干燥的、清脆的响声。
格林伍德坐在他旁边，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盯着桌面。他的目光没有焦点，像是在看桌面上的木纹，又像是透过木纹在看更远的地方。
哈利法克斯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他拉开公文包，把三份文件摆在桌上。
脚步声从走廊传来。张伯伦拄着拐杖走进来，脸色灰白，但腰板挺得笔直。他在哈利法克斯旁边坐下，把拐杖靠在椅子扶手上，朝哈利法克斯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但那个眼神的意思是：我在。
最后进来的是丘吉尔。
他推门而入，步伐沉重，脸色铁青。他没有看任何人，直接走到主座坐下，把手里的文件夹摔在桌上。文件夹撞在橡木桌面上，发出一声沉闷的闷响，像什么东西被砸碎了。
“人到齐了。”他的声音低沉，像从胸腔里压出来的。“开会。”
丘吉尔没有按照惯例先请大臣汇报各自部门的情况。他直接开口。
“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对德战略。”
他扫了一眼在座的人。
“法国投降了。欧洲大陆只剩我们。有人觉得——应该和希特勒谈谈。”他的目光落在哈利法克斯身上，停留了半秒钟，然后移开。“有人觉得——我们应该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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