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4日，上午，唐宁街10号。
一夜之间，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泰晤士报》的头版标题用了一号黑体：“皇家海军摧毁法国舰队”。编辑室里，主编亲自盯着排版机，看着那一行铅字从机器里吐出来。他知道，这期报纸会在中午之前卖光。
BBC的广播从早晨六点开始循环播报：“英国政府表示，此举是为了防止法国舰只落入德国之手。”播音员的声音很平，没有激动，没有辩解。但读到“一千三百名法国水兵丧生”时，他的声音停顿了一瞬——只有一瞬，但听过的人都注意到了。
法国人的反应比预想的更激烈。
维希政府宣布与英国断交。巴黎的报纸用整版黑框刊登消息，标题是“背信弃义的盟友”。街头出现了反英游行，人群举着标语，喊着口号，但规模不大——毕竟，德国人还在巴黎。
法国海军司令让苏尔上将在声明中说：“英国人的炮弹，打在了不该打的地方。”他没有说“打在法国人身上”，他说“打在了不该打的地方”。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克制，也是一个被盟友出卖的人的愤怒。
但戴高乐不一样。
他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声音低沉，带着压抑的愤怒。他坐在麦克风前，手边放着一杯水，从头到尾没有喝一口。
“这是一次令人心碎的悲剧。法国舰队被我们的盟友击沉了。法国水兵的血染红了大海。”
他停了一下。那几秒钟的沉默，比任何语言都更重。
“但我呼吁法国同胞——不要报复。敌人的敌人，还是朋友。”
哈利法克斯在办公室里听到戴高乐的讲话，关掉了收音机。窗外的阳光照在地毯上，灰尘在光柱里飞舞。
“他不会原谅我们。”他对文西塔特说。“但他不会走。”
文西塔特沉默了片刻。“那够了。”
哈利法克斯没有回答。够了，还是不够？他不知道。但至少，自由法国还在。
美国的反应比法国人冷静得多。
罗斯福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是一次不幸的事件，但英国政府有权利保卫自己的安全。”他没有用“悲剧”这个词，也没有用“暴行”。他说“不幸的事件”——像在说一场交通事故。
没有谴责，没有制裁，只有一句不痛不痒的“不幸”。《纽约时报》的社论说：“英国人的行动虽然粗暴，但在战略上是必要的。”社论作者花了很大篇幅解释“为什么盟友之间会发生这样的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法国投降了。
华盛顿的主流意见很明确：不要因为法国舰队的事得罪英国。我们在欧洲需要有人拖住德国。如果英国倒了，谁来挡？
意大利的反应就不一样了。
墨索里尼在罗马威尼斯宫的阳台上发表演讲，双臂撑在石栏上，下巴扬得老高。
“英国人的野蛮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广场。“他们自称文明，却在深夜里偷袭盟友！这是海盗的行径！”
广场上的人群举着旗帜，喊着口号。但意大利的报纸骂得再凶，也没有人真的在乎。一个在非洲不用毒气弹就连黑人土著军都打不过的国家，骂得再凶也没人怕。
哈利法克斯在读到墨索里尼的演讲摘要时，只说了两个字：“跳梁。”
文西塔特问：“您不担心意大利宣战？”
“他们早就宣了。”哈利法克斯说。“但他们宣战和没宣战，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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