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6日，傍晚，埃及亚历山大港。
地中海舰队起航的时候，天色正在暗下去。
旗舰“光辉”号航空母舰的舰桥上，坎宁安海军上将双手撑着栏杆，望着港口的灯火渐渐远去。他的舰队的核心——“光辉”号、“沃斯派特”号、“巴勒姆”号、“勇敢”号战列舰，再加上巡洋舰和驱逐舰，在暮色中缓缓驶出亚历山大港。舰队的轮廓在最后一抹余晖中变成暗黑色的剪影，像一群沉默的巨兽。
这不是一次常规巡逻。这是一次赌博。
坎宁安已经六十二岁了。他在地中海服役了大半辈子，见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惨败，也见证过日德兰的硝烟。他知道，一场海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吨位，不是口径，而是出奇制胜。
意大利舰队的主力停泊在塔兰托港内，那是意大利半岛靴跟处的天然良港。他们不敢出来打——英国地中海舰队的主力舰数量占优——但他们在那里，英国的地中海航线就永远不安全。从直布罗陀到亚历山大的补给线，每一艘商船都在意大利舰队的威胁下颤抖。
坎宁安决定在敌人的巢穴里消灭他们。
“长官，气象报告。”参谋递上文件夹。
坎宁安翻开，逐行阅读。月光——下弦月，亮度适中，不足以暴露舰队，但足够飞行员识别目标。风速——三级，海面平静，适合剑鱼低空飞行。云层——散云，云底高度八百米，不影响投弹。
“条件合适。”他把文件夹还给参谋。“按计划执行。”
舰队在夜色中航行，没有开灯。甲板上的蓝色指示灯被调到了最暗，只有舰桥内还亮着微弱的红光。舰桥上没有人说话，只有偶尔传出的简短命令，和无线电里断断续续的静电噪音。水兵们压低声音交谈，像教堂里的信徒。
坎宁安站在舰桥窗前，看着前方的黑暗。他的手指在栏杆上轻轻敲着。他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他知道，如果不去试，永远成功不了。
他想起了纳尔逊。一八〇五年，特拉法尔加，英国舰队在夜幕中逼近法西联合舰队。纳尔逊没有问“能不能赢”，他问“怎么赢”。
坎宁安在心里默念了一遍纳尔逊的旗语：“英格兰期望每个人恪尽职守。”
他不会让纳尔逊失望。
1940年11月11日，傍晚，地中海中部。
五天过去了。舰队已经抵达攻击阵位，距离塔兰托约一百七十海里。
“光辉”号的甲板上，地勤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二十一架“剑鱼”鱼雷机排成一列，机翼折叠着，像一只只待飞的铁鸟。它们是老式双翼机，敞开式座舱，帆布蒙皮，时速只有二百多公里。皇家海军早就想淘汰它们，但战争来得太快，新飞机还没下线。
它们是航母上最老的飞机，但它们是唯一能携带鱼雷的。
地勤军士长蹲在一架剑鱼的机翼下，用手电筒检查着挂架。鱼雷已经挂好了，近七百公斤重。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摸了摸鱼雷的尾舵，确认转向机构没有卡滞。
“老伙计，看你的了。”他拍了拍鱼雷，站起身。
飞行员们围在作战室里，听着最后的任务布置。作战室不大，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烟草的气味，墙上的海图用红蓝铅笔标注了航线、目标、备用机场。
“目标：塔兰托港。意大利舰队主力停泊在内港。外港有拦阻气球和防雷网，但情报显示——防雷网没铺全，气球只升了一半。”
中队长指着海图上的港口轮廓，圈出三个主要目标：“利托里奥”号、“加富尔”号、“杜伊里奥”号。这是意大利海军的精华，每一条战列舰都值几千万里拉。
“第一波十二架，分三个方向进入。第二波九架，五分钟后跟进。投弹高度不超过三十米，速度控制在二百节以下。鱼雷定深十米，引信触发。”
一个年轻的中尉低声问：“这玩意儿能飞过大半个地中海去炸战列舰？”
旁边的老飞行员拍了拍他的肩膀，笑了笑。“能。而且他们不会想到。”
中尉没有再问。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紧张。他今年二十三岁，三个月前才通过航母起降认证。现在，他要驾驶一架老式双翼机，在夜间飞行一百七十海里，穿过意大利的防空网，把鱼雷扔到战列舰的肚子上。
老飞行员看出了他的紧张，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掰了一半递给他。“拿着。英国人的勇气，一半来自巧克力。”
中尉接过巧克力，咬了一口。甜味在嘴里散开。他的手渐渐不抖了。
同日，夜间，意大利塔兰托港。
意大利人毫无防备。
港口的灯火亮着，舰只的轮廓清晰可见。水兵们在岸上休假，军官们在俱乐部里喝酒。码头上停着一排排菲亚特卡车，水雷堆在仓库外面，防雷网还卷在铁架上——没人想起来要铺。
塔兰托海军基地的司令当天下午向上级报告：“今夜无异常。天气良好，能见度中等。”他签了字，然后去军官俱乐部参加一场晚宴。
没有人想到英国人会来。
塔兰托在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处，离英国最近的海军基地——亚历山大港——有上千海里。英国人的航母要穿过整个地中海，躲过意大利的侦察机、潜艇和海岸观察哨，才能到达这里。他们不敢飞这么远。至少意大利人是这么想的。
但他们敢。
第一波十二架“剑鱼”在夜空中编队，向塔兰托飞去。发动机的轰鸣声被夜色吞没，只有领航员盯着地图，计算着航向和时间。座舱里很冷，夜风从敞开式座舱的侧面灌进来，飞行员裹紧了飞行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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