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初，深夜。
哈利法克斯难得早睡。连日来东线战报、对苏谈判、对美交涉，压得他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今晚他特意嘱咐秘书不要打扰，刚躺下不久，电话铃就响了。
他伸手摸到床头柜上的听筒，声音沙哑：“说。”
“首相，张伯伦先生不行了。”电话那头是张伯伦宅邸的管家，声音急促。“医生说可能熬不过今晚。”
哈利法克斯沉默了片刻。
“知道了。”
他放下电话，披上大衣，走出卧室。
驱车前往汉普郡的路上，天色一片漆黑。六月的英格兰乡间，没有月光，没有路灯，只有车灯在浓雾中划出两条惨白的光柱。轿车在狭窄的公路上疾驰，司机没有说话，哈利法克斯也没有说话。
他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脑子里闪过张伯伦在病榻上的那张脸——灰白，消瘦，但眼睛是亮的。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见面。
张伯伦的卧室里，灯光昏暗。老人躺在床上，脸色灰白，嘴唇几乎没有血色。呼吸很轻，很慢，像是随时都会停下来。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圣经，旁边是一副老花镜。
管家轻声说：“他一直在等您。”
哈利法克斯在床边坐下。张伯伦缓缓睁开眼睛——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但比上一次见面时暗淡了许多。那种亮不是健康的光泽，而是一种被病痛折磨到极致后剩下的、仅存的生命力。
“你来了。”张伯伦说。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我来了。”哈利法克斯说。
张伯伦沉默了片刻。窗外，一棵老橡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晃。
“东线打起来了。”他说。“你没有算错。”
“没有算错。”哈利法克斯说。
张伯伦咳嗽了一声，声音从肺的深处翻涌上来，带着一种潮湿的、沙哑的声响。他用帕子擦了擦嘴角，看了看帕子，然后收起来。
“我没有等到战争结束。”他说。“但你的路，走对了。”
“您该休息了。”哈利法克斯说。
“不急。”张伯伦说。“还有几句话。”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攒力气。呼吸声很重，每一下都像是在拉风箱。
“帝国不能在我们手里灭亡。”他说。“这是我跟你说过的，也是我欠这个国家的。我没还清，你来还。”
哈利法克斯沉默了片刻。
“我会的。”
张伯伦点了点头。他的目光落在床头柜上那封信上。
“那封信，交给马杰森。他知道该怎么做。”
“我知道。”哈利法克斯说。
张伯伦停了一下，手从被子下慢慢伸出来，手指微微颤抖。他的掌心躺着那块怀表——银质的，表盖上刻着“N.C.”——内维尔·张伯伦的名字缩写。边缘有一行小字：“Perarduaadpacem”（历经艰辛，终获和平）。
“这是国王送我的。”他的声音很轻，像是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慕尼黑之后，他说，希望时间能证明一切。”
他咳嗽了一声。
“时间没有证明我。但能证明你。”
他把怀表塞进哈利法克斯手里。那只手冰凉，但攥得很紧。
“拿着。”
哈利法克斯握住怀表，没有说话。
张伯伦闭上眼睛，没有再说话。那只手还攥着哈利法克斯的手腕，比上一次更紧。
窗外夜色沉沉。客厅的落地钟敲了十二下，又敲了一下。
凌晨两点，那只手松开了。呼吸停了。房间里突然安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哈利法克斯在床边坐了很久。他没有哭，没有说话，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那张平静的脸。
他站起身，走出卧室。
“通知马杰森先生，让他来取信。”他对管家说。“还有，通知1922委员会主席。党需要选新领袖了。”
张伯伦的国葬仪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天色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床厚重的棉被盖在城市上空。教堂的钟声低沉而悠远，一声一声，像是有人在敲打着时间的门。
哈利法克斯站在前排，穿着黑色大衣，帽檐压得很低。他的身后是丘吉尔、艾登、艾德礼，是内阁成员，是保守党的后座议员，是张伯伦的家人和亲友。没有人说话。只有钟声，只有风，只有偶尔传来的乌鸦叫声。
灵柩从教堂中抬出时，哈利法克斯摘下了帽子。他看着那覆盖着国旗的棺木，脑子里闪过张伯伦在病榻上的那张脸——灰白，消瘦，但眼睛是亮的。
“帝国不能在我们手里灭亡。”那是张伯伦临终前说的话。不是命令，是托付。是把一辈子的愧疚、遗憾、未竟的事业，全都压在了哈利法克斯的肩膀上。
灵柩缓缓驶过白厅大街。街边站满了人——老人、妇女、孩子，有人默默流泪，有人低着头，有人举起手行了个不太标准但真诚的军礼。他们来送的不是一个成功的首相，是一个尽了力但没有成功的老人。
哈利法克斯看着灵柩远去，沉默了很久。
“帝国不会在我们手里灭亡。”他在心里说。“您走好。剩下的，交给我。”
两天后，1922委员会主席通知：卡克斯顿大厅召开特别会议，选举党的新领袖。
首席党鞭马杰森在议会走廊里拦住哈利法克斯。
“丘吉尔派的人在活动。”马杰森压低声音。“艾默里他们到处说，党需要战斗到底的领袖，不是精打细算的管家。还说您的路是绥靖的路，帝国不需要第二个张伯伦。”
哈利法克斯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
“让他们说。”他放下茶杯。“话说多了，尾巴就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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