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下旬，利物浦港。
清晨的雾气从默西河面升起来，把码头上的吊臂和仓库都罩进一层灰白色的纱里。最后一批货正在吊进船舱。铝锭用木箱打包，铜板用油纸裹了三层，橡胶捆扎得密密实实——每一件上都贴着“瑞典”标签，抬头印着“北欧贸易公司”的字样。从文件上看，这是一批英国出口到瑞典的工业原料，目的地哥德堡，手续齐全。
文西塔特没有去利物浦。他在伦敦的办公室里看完了装船报告，给船长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按计划出发。”
船队离港的时候是上午。五艘货船排成两列，在驱逐舰的护航下缓缓驶出默西河口，驶入爱尔兰海。船长站在舰桥上，手里握着海图。航线已经标好了——横穿北海，直航哥德堡。全程无线电静默，遇到德国舰艇不转向、不加速、不挑衅。
北海比爱尔兰海冷得多。
船队进入北海后，天色就一直没有晴过。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海面泛着铅色的波澜。五艘货船保持着两链的间距，以十二节的速度向东航行。驱逐舰在编队外围游弋，声纳时不时发出脉冲信号。
第三天下午，一架亨克尔侦察机从船队侧翼掠过，高度降到了五百米。机翼下的十字标志清晰可见。它在空中兜了两个圈子，机头的观察窗朝着海面扫视。船长能感觉到飞机上的照相机正对着他的船逐张拍摄。片刻后，它拉起机头，转向东南，消失在云层里。海员们攥紧了栏杆，但船长只是看了一眼海图，没有说话。
真正让船长绷紧神经的是当天夜里。
午夜过后不久，月亮还没升起。海面上漆黑一片，瞭望哨突然喊了一声——右舷方向，距离不到一千码，一个黑色的脊背正切开水面。
船长抓起望远镜。他的手指冰凉，指节发白。
那个黑色的脊背没有下潜，而是保持着航速，与船队平行前进。
“他在跟踪我们，”副船长低声说。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海面上那个黑影听见。
船长没有说话。他盯着那个黑色的影子，看着它在浪谷间时隐时现。驱逐舰已经调整了航向，挡在商船和潜艇之间。但潜艇没有离开，也没有下潜。
“他在记录，”船长低声说，喉咙发干。“船型、航向、航速。回去之后，柏林那边会有人把我们的数据填进表格。”
副船长掏出烟盒，手抖了一下，火柴划了两次才点着。他深吸一口，烟雾在海风中瞬间散尽。
“那他们动手吗？”
船长没有回答。他盯着那个黑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他不知道上面签了什么协议，只知道出发前接到的命令：遇到德国舰艇，不转向、不加速、不挑衅。
潜艇没有动手，他也不能动手。
至于对方在想什么——他不知道，也猜不到。
他只知道，那个黑影已经跟了一个多小时了。
时间过得很慢。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
瞭望哨每隔十五分钟报告一次：“潜艇仍在右舷，距离不变。”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的平静，像是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船长的手一直按在警报按钮上，但没有按下去。手心全是汗。他知道，一旦按下去，护航的驱逐舰会立刻投下深水炸弹。但那样一来，后果是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他只知道，那道命令是伦敦来的。
第三个小时，那个黑色的脊背终于开始下沉。水面上只剩下一串气泡，然后什么也没有了。声纳显示目标在深度四十米处停留了几分钟，然后缓缓向西南方向移动，越来越远。
“走了？”副船长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敢相信。
船长盯着声纳屏幕，看了很久。
“走了。”
他松开按着警报按钮的手，发现手指已经僵了。他活动了一下，关节咔咔作响。
哥德堡还有一百八十海里。天快亮了。
他转过身，看了一眼甲板上的海员们。没有人欢呼，没有人说话。有人靠着栏杆抽烟，有人低着头，有人盯着黑暗的海面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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