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宁岛囚徒

　　沙杜渣指挥部内，史迪威正眉头紧锁思考目前局势。

　　指挥部设在一座被征用的缅甸木楼二层，墙壁是竹篾夹泥，屋顶是茅草和波纹铁皮混搭，雨季的潮气从每一寸缝隙中渗入，在墙壁上洇出一道道暗褐色的水痕。一盏煤油灯在桌上摇曳，将他的影子投射到墙上，像一尊被拉长的、扭曲的雕像。他坐在一把帆布折叠椅中，瘦高的身躯佝偻着，鼻梁上的钢丝框眼镜反射着微弱的灯光。

　　他内心纠结的是如何维持整个战争天平的平衡。那天平的两端，一端是华盛顿和重庆之间精心编织的政治网络；另一端是缅甸战场的现实，是密支那的僵局、孟拱的胶着、以及随时可能崩溃的中国战区。维持这个天平的平衡，比单纯指挥作战更伤神，更煎熬人。单纯指挥作战，胜败分明，奖惩清晰；而这种政治与军事交织的博弈，每一步都踩在悬崖边缘，每一次决策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将整盘棋局拖入深渊。

　　这些天，滇西部队在翻越高黎贡山作战中损失有点大。

　　中国远征军的另一支部队，从云南西部向缅甸推进，试图与驻印军会师。高黎贡山横亘在中缅边境的，海拔四千多米，终年云雾缭绕，被称为“中国的阿尔卑斯“，穿越的士兵们在缺氧、严寒和日军的阻击中艰难攀爬，每一步都可能滑入万丈深渊，每一夜都可能冻死在雪线之上。史迪威从电报中得知，一个团在翻越垭口时遭遇雪崩，数百人被活埋；另一个营在强攻日军据点时几乎全军覆没。

　　英国人那边伦泰恩率领的钦迪特一直在孟拱南部牵制日本人的后勤补给线。

　　伦泰恩，那个留着大胡子、总是戴着贝雷帽的英国准将，率领着一支由英印士兵和廓尔喀人组成的远程渗透部队，在日军后方进行游击战。名义上他受史迪威指挥，但蒙巴顿在康提的司令部里对钦迪特的行动有着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伦泰恩更像是伦敦的代理人而非史迪威的部下，但他最近多少算起到些作用。他们炸毁了几座桥梁，伏击了几支运输队，在日军的后勤网络上撕开几道小口子。

　　但这些作用有多大？史迪威在地图上看着那些标注着钦迪特活动区域的红色箭头，心中清楚那不过是政治姿态，是蒙巴顿向伦敦证明“我们在缅甸有所作为“的宣传素材，而非真正改变战局的战略行动。

　　中国战区那边据报日军已由鄂南、湘北分兵三路向长沙外围发起攻势。那是横山勇的“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宏大计划，集结了八个师团、两个旅团、一个飞行师团及海军一部，像一台巨大的、不可阻挡的碾路机，向着中国的心脏地带碾压而来。一旦中国方面的危机加剧到蒋中正不得不低头地步——当长沙失守、衡阳告急、重庆震动，当蒋介石的统治根基开始动摇，当他不得不向华盛顿求援、不得不接受史迪威的条件——就是借控制密支那战局出手的最佳时机。那个“出手“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以密支那的胜利为筹码，要求蒋介石交出中国战区的指挥权，将中国军队纳入他的统一指挥之下。这是史迪威的终极目标，是他忍受一切挫折、一切误解、一切谩骂的动力源泉。

　　但刚又收到麦卡蒙报告的密支那糟糕情况。那份电报像一盆冷水，将他刚刚升温的构想计划浇灭了一半。前线伤亡惨重，补给中断，中美指挥官矛盾激化，士气低落，日军增援不断渗入。他已回复麦卡蒙尽快增派援军调运补给——那是空头支票，驼峰航线的运力已经饱和，每一架运输机都是从其他战区硬挤出来的——并让空返的运输机把已失去战斗力的中美伤兵运回利多总医院救治，给西格雷夫他们减轻些负担。那些“空返“的运输机其实从不空返，它们总是满载着物资飞来，但史迪威需要为最终服务于华盛顿那边政治的需要，付出内心的某种补偿。

　　昨天他已下令把第209工兵营空运到密支那替换一部分劫掠者伤病员。那些工兵是皮克将军的部下，擅长筑路和架桥，但此刻被当作步兵使用，去填补劫掠者留下的空缺。这是资源的错配，是无奈的选择，像用手术刀去砍柴，用斧头去绣花。看来还得继续增兵，指挥体系也要调整，得把能力不足跟中国人闹得很僵的麦卡蒙换掉，才能维持攻势继续压制住日本人。麦卡蒙的问题不是勇气——他从不缺乏冲锋陷阵的胆量——而是智慧，是那种在复杂环境中协调不同文化、不同利益、不同战术传统的智慧。他像一头勇猛的公牛，只会直线冲锋，却在密支那的迷宫中被撞得头破血流。

　　但派柏特诺过去，还是和中国人关系相对融洽的西奥多·韦瑟尔斯准将，醋乔心里有点拿捏不定。

　　柏特诺是有着一种近乎冷酷的效率和执行力，他在印度负责训练中国军队，对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印象深刻，但也对中国军官的“不服从“深感不满。韦瑟尔斯则是个老好人，西点毕业，在中国待过多年，会说几句蹩脚的中文，与中国将领的关系相对融洽。但“融洽“有时意味着软弱，意味着在关键时刻下不了狠心。史迪威需要的是一个既能维持攻势、又能贯彻他政治意图的人，一个既能打仗、又能演戏的人。柏特诺更像前者，韦瑟尔斯更像后者，而史迪威需要的是两者的结合——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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