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太原天寒地冻。
沈毅在武馆住满了两个月，彻底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他每天寅时起身练拳，然后扫院、劈柴、挑水，上午跟霍震山学形意拳，下午翻书。霍震山收藏的书籍虽然不多，但都是精品——《曾胡治兵语录》他读了兩遍，把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和现代军队管理体系做了对照；那本节译的《战争论》他读了三遍，克劳塞维茨的很多观点在他脑子里和祖父笔记里的实战案例一一印证。
系统在这段时间里陆续发布了一些小型任务：【熟练掌握形意拳前三式】（已完成）、【在太原城中建立至少三个可靠的信息来源】（已完成）、【识别城内日侨活动点不少于两个】（已完成）。积分慢慢积累到了八百六十点。
第三个任务“识别日侨活动点”是他自己花三天跑出来的成果。他标出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柳巷背后的“铃木洋行”，挂着日用百货的招牌，但后院经常停着军用吉普车；另一个是城隍庙旁边的“仁丹代理处”，掌柜的说一口东北话，进货单据用的是日文。他把这两个点的位置和观察到的情况画了一张草图，没有交给任何人，先自己存着。
二月中的一天，沈洁又来了。这次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身边还跟着一个中年男人。那人约莫四十岁上下，穿着一件灰布棉袍，戴着一顶旧毡帽，看起来像个普通的生意人。但他的眼神很锐利，和沈毅对视的一瞬间，沈毅就感觉到这个人不简单。那种眼神他见过——在二零二六年国家安全部门的纪录片里，在那些隐姓埋名的无名英雄的脸上。
“沈先生，这位是赵老板。”沈洁介绍道，“他在城东开了一家杂货铺，是我的老朋友。”
赵老板伸出手来，和沈毅握了握。他的手粗糙有力，指腹上有老茧——那不是常年打算盘磨出来的，而是握枪磨出来的。沈毅心中了然，面上却不动声色：“赵老板，幸会。”
“沈先生年轻有为，方记者经常提起你。”赵老板笑着说，声音很温和，“她说你对时局的看法很有见地，我今天特地来讨教讨教。”
三个人在武馆的会客厅里坐下，寒暄了几句之后，赵老板话锋一转，忽然问了一个让沈毅意外的问题：“沈先生，你觉得中日之间，什么时候会打起来？”
沈毅沉默了片刻。他知道，这个问题是一个试探。赵老板在试探他的立场、他的见识、他是否值得信任。他斟酌了一下措辞，回答道：“快则一两年，慢则三五年。全面战争不可避免。”
“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日本的战略目标和中国能够容忍的底线之间存在根本矛盾。”沈毅说，“日本要的是整个中国，而中国哪怕只剩最后一寸土地也不会拱手相让。这个矛盾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
赵老板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的光芒，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那你觉得，我们能打赢吗？”
“能。”沈毅毫不犹豫地回答，“但会很艰难，会死很多人，会打很多年。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但代价会非常惨重。”
赵老板沉默了很久。他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看着沈毅说：“沈先生，你有没有想过，在国家危难之际，做一番更大的事业？”
沈毅知道，真正的邀请来了。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赵老板说的是什么样的事业？”
“抗日救国。”赵老板说出这四个字时，声音很低，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组织力量，筹集物资，打击日寇和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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