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伟骑上自行车，让张妈侧坐在后座，小心地扶稳。
车子告别了那座承载了她大半生贫苦与挣扎的农家小院，开始颠簸着向城里驶去。
土路两旁是茂盛的庄稼地，看样子，秋收应该不错，风吹过，扬起细细的尘土。
骑出一段距离，估摸着离开了村里人的视线，杨大伟放缓了车速，像是闲聊般，认真的叮嘱：
“张妈，有件事得跟您说好。到了城里，见了人，称呼得改改。”
他稍微侧过头，“以后啊，我们就叫您‘张婶’。对外就说，您是娄晓娥娘家的远房亲戚，老家在‘西城’那边，是‘城市户口’，特意过来照顾她孕产的。”
他特意强调了“城市户口”这几个字，在这个城乡壁垒分明的年代，这层身份是重要的保护色。
“还有，”他顿了顿，“‘小姐’这个称呼，是旧社会的叫法，现在不兴了，容易惹麻烦。您以后就直接叫她‘晓娥’，记住了吗？”
坐在后座的张妈，听着这些，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角。她努力地消化着这些信息，知道这都是为了她，也为了娄晓娥好。
她用力地点点头，尽管杨大伟可能看不见，语气郑重地回应：
“哎，我记住了，同志……不，大伟。叫张婶，是晓娥的西城亲戚，城市户口，叫晓娥，不叫小姐。”她像背诵口诀一样，小声地重复了一遍关键点。
“对，就是这样。”杨大伟肯定了她的理解。
车轮继续向前，载着这位换了新身份的老人，驶向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也驶向一段能让她安稳吃饱饭的晚年。
到了附近的信托商店，杨大伟熟门熟路地挑了张结实的旧木床，用料实在。
付了床钱和板车的钱，跟售货员留下南锣鼓巷95号院的地址，又特意叮嘱了一句：“麻烦下午就给送过去，家里急等着用。”
安排妥当后，他带着张婶回到了熟悉的四合院门口。
在院门外站定，杨大伟并不同她一起进去，只是朝院里微微扬了扬下巴，低声交代：“张婶，您自己进去吧，顺着影壁绕过去就是前院。晓娥就住在倒坐房，您直接去找她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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