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广州站停稳的时候，车厢外面已经是另一番光景了。
站台上的空气又湿又热，像揭开了锅盖一样，白气似的热气从脚底下升上来。
几个人从车厢里出来，被热浪迎头撞了一下，都愣了一下。
在北京上车时还穿着薄棉袄，这会儿棉袄已经拿在手里了，额头上冒出了一层薄汗。
杨大伟站在站台上活动了一下肩膀和腰，四天三夜的火车坐得骨头都僵了，关节处像生了锈似的发涩。
“先把货弄出来。”杨大伟朝行李车那边走去。
托运的样品箱已经卸下来了，几个工作人员正往平板车上码。
他走过去看了看箱子上的标签，确认都是红星制药厂的货，又看了一眼旁边那一堆铁皮箱子——轧钢厂的零件，赵工正蹲在旁边一个个地核对编号。
铁皮箱子的边角在阳光下有点烫手，赵工拿抹布垫着手打开一个箱盖，探头看了一眼，又把盖子扣上了，眉头松开了一点。
三轮车在广场边排了一排。
杨大伟招呼人把货往车上搬，样品箱重，两个人抬一箱，一箱一箱地码在车斗里，用绳子绑牢。
轧钢厂那几箱零件也码上去了，占了后两辆车。
东西装完，人也坐上去。三轮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出广场，拐上了广州的街道。
董曼丽坐在杨大伟旁边那辆车上，眼睛不够用似的左右张望。
街边的骑楼一栋挨着一栋，楼下是店铺，楼上住人，阳台上晾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风里轻轻飘着。
路上有很多花，红的白的黄的紫的，一树一树地开得正盛，有的从墙头垂下来，花瓣落了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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