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五，山海关起义后的第十二天。
沈砚之站在城楼上，看着关城内外的一片狼藉。前日清军的反扑虽然被击退，但城墙多处破损，城门也摇摇欲坠。冬日的寒风从渤海湾卷来，带着咸腥和硝烟混合的气味，吹得人脸颊生疼。
“砚之。”程振邦踩着积雪走上城楼，脸上带着罕见的凝重，“斥候回报，袁世凯的北洋第六镇，已经从保定开拔了。先锋骑兵三日内就能抵达滦州。”
沈砚之没有回头，依旧望着北方：“多少人？”
“至少两万，还有炮队。”程振邦走到他身边，压低声音，“另外，关外赵尔巽也动了，调集了奉天巡防营八千余人，正朝锦州集结。一旦南北夹击……”
他没有说下去。
但意思很明显——山海关守不住。
三千乡勇，加上程振邦带来的五百新军，面对近三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清军，胜算微乎其微。前日能击退清军的反扑，靠的是出其不意和守城地利。若对方摆开阵势，用火炮轰击，这残破的关城根本支撑不了半天。
“百姓疏散得怎么样了？”沈砚之问。
“城里的百姓已经撤走七成，都往昌黎、抚宁方向去了。但还有不少老弱病残走不动，非要留下……”程振邦叹气，“他们说，清兵来了大不了就是死，总比死在逃难的路上强。”
沈砚之闭上眼睛。
他想起起事前那些夜晚，挨家挨户去说服乡勇时，那些朴实的面孔。他们信任他，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他，跟着他冲上城楼，夺下这座关城。现在，他却要告诉他们：守不住了，得撤。
“砚之，”程振邦的声音打断了思绪，“该做决定了。是守，是撤，还是……降？”
最后一个字说得很轻，但沈砚之听清了。
他猛地睁开眼，转头看向程振邦：“你让我降？”
“不是我让你降，”程振邦苦笑，“是现实逼我们选。朝廷已经下旨，说我们是‘乱党’，凡参与叛乱者，格杀勿论，株连九族。若现在投降，或许还能……”
“或许还能怎样？”沈砚之打断他，“还能保住一条命？然后呢？看着袁世凯窃国，看着满清继续苟延残喘，看着这片土地永远沉沦在黑暗里？”
他的声音不大，但字字如刀：“振邦，我父亲死的时候，你也在。他最后说的话，你忘了？”
程振邦脸色一白。
沈仲山，沈砚之的父亲，前清抗清义士。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因参与反清活动被清廷抓捕，于北京菜市口问斩。行刑前，他对着围观的百姓高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沈仲山今日死，不足惜！只愿后来者，能承我志，救此中华！”
那年沈砚之十八岁，程振邦二十岁。两人混在人群中，亲眼看着那颗倔强的头颅滚落在地，鲜血染红了青石板。
“我没忘。”程振邦咬牙，“但砚之，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若是现在死守山海关，我们全军覆没，对革命何益？不过是让清廷多了一笔战功，让北方的志士少了一股力量！”
“所以我们要撤。”沈砚之接话，“但不是逃，是战略转移。”
他转身，指着南方：“清军以为我们会死守山海关，或者往北逃入关外。那我们偏要反其道而行——南下，直插他们的心脏！”
“南下？”程振邦一愣，“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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