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崎，1914年深秋。
海风裹着腥咸的气息穿过狭长的街道，将悬挂在居酒屋门口的布幌吹得猎猎作响。沈砚之站在一家名为“芙蓉”的旅馆二楼窗前，看着港口方向星星点点的渔火，手里捏着一封已经拆开的电报。
电报是三天前从东京发来的，只有一行字：“孙先生已抵东京，望速来会面。”落款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代号，但通过特定的解码方式翻译后，他确认了发报人的身份——黄兴。
自二次革命失败以来，沈砚之在长崎已经蛰居了整整四个月。
四个月前，南京城破，他率领的讨袁军残部在雨花台打光了最后一发炮弹。三千弟兄，活着撤下来的不到八百人。程振邦的左肩中了一枪，至今还吊着绷带；沈若薇在撤退途中与部队失散，辗转了两个月才在长崎与他会合。曾经的铁血之师，如今只剩下这几十号衣衫褴褛的残兵，分散寄居在长崎华侨的商铺和仓库里。
门被推开了。程振邦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味增汤走进来，左肩的绷带在衣服下隐约可见。他将汤放在桌上，看了一眼沈砚之手里的电报。
“孙先生到了？”
“嗯。”沈砚之将电报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黄兴发来的，让我们尽快去东京。”
程振邦在榻榻米上盘腿坐下，端起自己那碗汤喝了一口，皱了皱眉。日本人的味增汤他喝了四个月还是喝不惯，总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怪味。
“去东京？”他放下碗，“咱们现在这模样，怎么去？连身像样的衣裳都凑不齐。”
沈砚之没有回答，目光重新落在窗外的港口。
他知道程振邦说的是实话。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所有参与讨袁的将领，沈砚之的名字排在通缉令的前十位。他们在长崎靠华侨的接济勉强度日，每人每天只有两顿饭，能吃饱就不错了，哪有余钱置办行头。
但去东京见孙中山，不能穿得像个叫花子。
“我下午去了一趟唐人街。”沈砚之转过身，“陈老板答应借给我们两套西装，还有路费。”
程振邦愣了一下：“哪个陈老板？”
“开绸缎庄的那个。去年在南京，他儿子被北洋军抓了壮丁，是我们把人捞出来的。”
程振邦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这就是沈砚之。他从不轻易欠人人情，但只要是救过的人，在他落难的时候，总会有人愿意还这份情。
“若薇呢？”沈砚之问。
“在楼下帮老板娘洗碗。”程振邦苦笑了一下，“她说闲着也是闲着，能帮一点是一点。”
沈砚之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没有说什么。妹妹沈若薇今年才二十三岁，本该是嫁人生子的年纪，却跟着他东奔西跑，从山海关一路流亡到日本。他心里有愧，但从来没有说出口。
因为他知道，若薇不需要他的愧疚，她需要的是看到革命成功的希望。
“明天一早出发。”沈砚之说，“你带两个弟兄跟我去东京，其他人留在长崎待命。”
程振邦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那我先去准备。”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沈砚之一眼。
“砚之，你说这次见孙先生，咱们能翻盘吗？”
沈砚之沉默了几秒钟。
“翻不翻盘，不在孙先生，在我们自己。”他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还有翻盘的机会。”
程振邦咧嘴笑了一下，拉开门走了出去。
第二天清晨，沈砚之、程振邦和两名护卫登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
长崎到东京，铁路线沿着海岸线蜿蜒向北，全程需要将近二十个小时。沈砚之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和村庄，脑海里反复盘算着见到孙中山之后要说的话。
二次革命的失败，让他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单靠革命党人的热血和理想，打不赢袁世凯。北洋军有枪有炮有粮饷，有完整的指挥体系和后勤保障，而讨袁军各路人马各怀心思，有的出工不出力，有的临阵倒戈，有的干脆就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扩充自己的地盘。
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再来十次二次革命，也是十次失败。
“砚之，你看。”程振邦忽然推了推他的胳膊，朝窗外努了努嘴。
沈砚之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铁路沿线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日本警察在巡逻，有的还牵着狼狗，像是在搜捕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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