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头的旗帜，已经三个月没换了。
不是不想换，是不能换。城外是叶挺的独立团，是北伐军的炮火，是漫山遍野的喊杀声。城里是刘玉春的第八镇残部，是陈嘉谟的湖北督军署，是日渐稀薄的米缸和越来越响的谣言。
沈砚之站在蛇山半坡的掩体里，举起望远镜。镜片上蒙着一层灰。不是尘土，是炮火硝烟凝成的油垢。
镜头里，宾阳门塌了大半。露出的豁口像一张呲着断牙的嘴。城楼上，北洋军的军旗耷拉着。旗角卷起，露出后面补丁摞补丁的布料。一个兵蹲在垛口后，不是在放枪，是在啃树皮。
沈砚之放下望远镜。眼眶被镜筒勒得生疼。
“旅座，独立团又送来劝降书了。”副官递过一张沾着泥的纸。纸是上好的宣纸，字迹遒劲。开头还是那句——“武昌城内外同胞们”。
他没接。“念。”
副官清了清嗓子，念道：“……城破之日，玉石俱焚。望诸君幡然醒悟，勿为独夫效死。北伐军一贯宽待俘虏，弃械归田者，发放路费……”
沈砚之转身。看向山下。通湘门方向，北伐军的阵地上，红旗招展。唱歌声顺着风飘上来。唱的是《国民革命歌》。调子激昂，像烧红的铁。
“刘督理怎么说？”他问。声音沙哑。
“陈督理跑了。”副官压低声音。“前晚化装成和尚，从草埠门溜了。现在城里，就剩刘军长一个人扛着。”
沈砚之冷笑一声。这就是北洋军阀。天塌了，第一个跑的总是长官。
他接过劝降书。纸在他手里哗哗响。不是害怕，是愤怒。三个月前，他带着队伍从长沙撤下来，奉命守这武昌城。那时候，吴佩孚还在，曹锟还在，北洋大旗还扛得起。如今呢？吴大帅在郑州自闭门不出，孙传芳在江南节节败退。武昌，成了汪洋里的一艘破船。
可他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哪怕这命令来自一个早已失去人心的政府。
“回信。”他说。“告诉他们，沈砚之生为北洋将，死为北洋鬼。要打便打，不必多言。”
副官犹豫了一下。“旅座，城里的老百姓……已经开始易子而食了。”
沈砚之猛地抬头。眼睛通红。
“我知道！”他吼道。声音在掩体里回荡。“你去看看！去看看那些兵！他们三天没吃一口粮了！昨天夜里，七连的一个排长，因为抢了老百姓半袋米，被我当场枪毙了！”
他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
副官不敢再说话。低头退下。
沈砚之靠在沙袋上。沙袋里是城砖碎末，硌得他后背生疼。他想起一个月前，程振邦从汉口派人送来的密信。信上只有八个字：“审时度势，另做打算。”
另做打算。说得轻巧。他手下还有三千弟兄。三千条命。他一拍屁股走了，这些人怎么办？被当成叛军剿杀？还是被拉去填壕沟？
他不能走。至少现在不能。
“旅座！北边有动静！”瞭望哨突然喊道。
沈砚之抓起望远镜。镜头对准武胜门方向。
一队人马正从城北绕过来。打着青天白日旗。不是进攻，是挖战壕。他们在构筑新的炮兵阵地。
“是要总攻了吗……”旁边的老兵喃喃道。
沈砚之放下望远镜。心里一片冰凉。他太熟悉这套路数了。先围困，再劝降，劝降不成，就集中火力轰开缺口。独立团打仗，从来不讲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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