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秋天，带着黄浦江特有的腥咸味。
沈砚之坐在霞飞路一家小咖啡馆的二楼。临窗。窗外是法国梧桐。叶子黄了一半，在风里打旋。
他换下了军装。穿一件藏青色长衫。戴副金丝边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像个落魄的教书先生。
副官——现在该叫阿诚了——端着咖啡上来。低声说：“先生，您的报纸。”
沈砚之接过《申报》。翻开第三版。
一则小新闻：《武昌守将沈砚之解甲归田》。下面只有寥寥数语。说他兵败后遁走沪上，闭门思过。
“轻描淡写啊。”沈砚之轻笑一声。抿了口咖啡。苦。涩。正好。
阿诚站在他身后。欲言又止。
“说。”沈砚之没抬头。目光还停留在报纸上。
“程先生来电。请您得空去趟棋社。”
沈砚之翻页的手顿了顿。程振邦在上海开了家棋社。明面是下棋，暗面是联络。
“回了。”他说。“就说我这几日，要备课。”
他现在身份是南洋公学的客座讲师。讲中国近代史。学校是他一个旧友介绍的。对方看在他当年守武昌的份上，给了个闲差。
“是。”阿诚应下。却没动。
沈砚之抬眼。“还有事？”
阿诚压低声音。“城里不太平。听说孙传芳的人也在找您。还有……青帮那边，杜月笙派人递话，想请您吃茶。”
沈砚之放下报纸。镜片后的眼睛眯了起来。
武昌一役，他虽然放了城，但终究是北洋旧将。如今北洋崩盘，各方势力都在拉拢或清除这些“前朝遗老”。孙传芳想收编他的残部，杜月笙想借他的名声给赌场撑场面。
“都回了。”沈砚之声音冷淡。“就说我沈某人，如今只懂子曰诗云，不懂打打杀杀。”
阿诚点头。退了下去。
沈砚之望向窗外。街对面有家书店。橱窗里摆着新出的《三民主义》。一群学生模样的人在围着看。
他忽然想起叶挺握手时的温度。想起那句“同志”。
如今这世道，同志遍地，却又各自为战。北伐军占了武汉，占了南京，可这上海，却是青帮、租界、军阀残部、革命党人搅在一起的浑水。
他以为自己退了，就能清净。看来，是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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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南洋公学。
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大多是年轻学生。眼睛亮晶晶的，充满求知欲。
沈砚之走上讲台。放下讲义。
“今天我们讲戊戌变法。”他声音不高，但清晰。“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之流，试图君主立宪。结果如何？百日而终。为什么？因为不切实际。在不触动根本的前提下谈改良，如同在沙滩上建塔。”
台下安静。学生们认真记笔记。
“那么，革命的出路在哪里？”一个学生突然举手问。“沈先生，您亲身经历过武昌起义，又守过武昌城。依您看，如今北伐成功了，中国算得上是民国了吗？”
教室里响起窃窃私语。
沈砚之扶了扶眼镜。镜片反光，遮住了他眼中的波澜。
“民国与否，不在名称，而在人心。”他说。“若掌权者仍视国为民之私产，若百姓仍食不果腹，若读书人仍需为五斗米折腰——那么，即便挂满青天白日旗，也不过是另一件皇帝的新衣。”
学生们的眼神变了。从求知，变成灼热。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围上来。问这问那。大多是关于时局，关于未来。
沈砚之耐心解答。直到天色擦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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