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六月十九，川南。
雨从夜里就开始下，到了天亮不但没停，反而越下越密，天地之间被雨丝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罩住了山川、田野和那条泥泞不堪的官道。远山隐在雨雾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像一头头伏在地上的巨兽。官道两旁的稻田被雨水灌得满满的，田埂上偶尔有一两只青蛙跳进水里，溅起细小的水花，很快又被雨点吞没。
沈砚之站在城隍庙的廊檐下，裹着一件半旧的雨披，雨水顺着斗笠的边缘往下淌，滴在肩头和袖口，已经洇湿了一大片。他没有在意，目光越过庙前那片被雨水打弯了腰的蒿草，落在远处官道的尽头。
他在等一个人。
三天前，他派出的斥候带回消息，说北洋军第七师的一个混成旅已经从泸州出发，沿着永宁河往叙永方向推进，前锋距此不过八十里。这个消息让整个护国军川南指挥部陷入了紧张的气氛——蔡锷将军病情日重，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心骨，而北洋军正是看准了这个时机，想在护国军最虚弱的时候来一次致命的打击。
“沈旅长，您还是进去避避雨吧。”副官孙德胜从庙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热姜汤，热气在雨幕里显得格外单薄。这年轻人不过二十出头，是叙永本地人，跟着沈砚之打了大半年的仗，脸上已经褪去了当初那股学生气的稚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战火淬炼过的沉稳。
沈砚之接过姜汤，没有喝，只是捧在手心里暖着。他的手指粗糙，指节上全是冻裂的口子，有些结了痂，有些还渗着血丝——这是去年冬天在川南山区辗转作战时留下的，到现在都没好利索。
“德胜，”他开口，声音被雨声压得有些低沉，“你说北洋军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时候来？”
孙德胜想了想：“因为蔡将军病重？”
“不全是。”沈砚之摇了摇头，“袁世凯取消帝制之后，北洋内部已经在互相猜忌了。曹锟、张作霖、冯国璋，哪一个不是在盯着袁大总统的位置？他们打我们，不是为袁大总统打的，是为他们自己打的——谁打下了川南，谁在将来的棋盘上就多一枚筹码。”
他说到“袁大总统”四个字的时候，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个弧度算不上笑，更像是一种嘲讽。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正在云南协助蔡锷组建护国军。消息传到昆明那天，蔡锷召集所有旅以上军官开会，当众宣读袁世凯的《讨伐令》，读到一半忽然咳嗽起来，咳得弯了腰，帕子上全是血。满堂将官无不动容，沈砚之站在人群中，只觉得胸口有一团火在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更深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悲凉。他们这些人，从辛亥年开始，打满了整整五年，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到头来一个坐天下的皇帝还没当够，又出来了一个想当皇帝的人。
姜汤凉了。沈砚之仰头一口灌下去，姜的辣味从嗓子眼一路烧到胃里，暖意顺着血管往四肢蔓延。他把碗还给孙德胜，重新将目光投向雨幕深处。
“来了。”他忽然说。
孙德胜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官道的尽头，雨雾中浮现出几个模糊的轮廓——先是斗笠，然后是蓑衣，再然后是马蹄踏在泥泞中溅起的水花。一队人马正从雨里穿出来，当先一人骑着一匹青骢马，蓑衣下面露出军装的领口，腰间别着一把德造驳壳枪。
是骑兵连长周云亭。
周云亭策马到庙前，翻身下马的动作利落得像一只鹞子。他在泥地里单膝跪倒，雨水从斗笠边缘哗哗地往下淌，声音却稳得像一块磐石：“旅长，探明白了。北洋军那个混成旅昨天宿在江门镇，今早天不亮就拔营了，照他们的速度，明天黄昏就能到叙永城下。步炮协同，有山炮六门，重机枪十二挺，前锋是一个加强营，营长姓赵，叫赵保国，是曹锟的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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