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在泸州这一段拐了一个大弯，江水在这里缓了下来，淤出一片宽阔的沙洲。初秋的日头已经没有盛夏的毒辣，懒懒地挂在天上，把江面照得白晃晃的。沙洲上临时搭了一排芦席棚，伤病员躺在里面，能走动的兵三五成群地坐在江边洗衣服、磨刀、补鞋，偶尔有人哼两句川江号子，声音粗粝却悠长。
沈砚之的指挥部设在江岸高坡上的一座旧庙里。庙是前清的龙王庙，塑像早就被逃难的和尚搬空了，只剩一座空荡荡的大殿。程振邦让人把供桌搬走，支了一张行军桌，墙上挂了三张军用地图——川南地形图、泸州城防图、滇军第6旅的行军路线图。三张图都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做了标注，箭头犬牙交错，像两条扭打在一起的蛇。
沈砚之坐在行军桌后面，左腿搁在一张条凳上。军医刚给他的伤口换了药，白色绷带从脚踝一直缠到膝盖弯。他的脸色有些发白，但精神还好，手里端着一碗赵三刀从江边渔民那里买来的鲜鱼汤，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不好喝？”程振邦从地图前转过身来。
“腥。”沈砚之说，“川南的鱼，没有渤海湾的鲜。”
“你这是想家了。”
“想。想山海关的风。”沈砚之把碗搁在桌上，手指在碗沿上转了一圈，“那年冬天我在关城上站岗，北风刮得城墙上的旗杆都弯了。我爹说，关城上的风是天下最硬的风，能把人的骨头吹成铁。那时候不懂，现在懂了。”
程振邦没有接话。他知道沈砚之的父亲沈崇岳——山海关守备，宣统元年死在任上，死前给儿子留了一封信和一柄指挥刀。信上只有八个字：守土有责，死不旋踵。沈砚之后来率乡勇起义，攻下山海关，用的就是他父亲留下的那柄刀。
“滇军第6旅的炮兵营长刚才派人送来了正式文书。”程振邦从公文夹里抽出一张纸，放在沈砚之面前，“他们已经从叙永出发，最迟后天傍晚能抵达合江。届时连同我们的部队，总兵力可以达到六千人。北洋第七师在泸州城里还有不到三千人，魏正宏又在纳溪丢了两个连——兵力对比二比一，我们可以打。”
沈砚之拿起那张文书看了一遍，放下，却没有立刻表态。他把地图上标注北洋军位置的红-色-图钉一颗一颗地拔下来，重新按回去，又拔下来。
“你在想什么？”程振邦问。
“我在想魏正宏。”沈砚之说，“这个人在军情局干了十五年，最擅长的不是进攻，是溃败。”
“溃败？”
“对。他每次撤退之前都会做一件事——在撤退的路上埋地雷。”沈砚之的手指从泸州城沿着长江往下游划，“如果他真的要从泸州撤，他不会往北撤。北面是丘陵，道路狭窄，容易被我们截断。他会往东撤——走水路，从长江下去，到重庆和北洋的增援部队会合。”
“那我们在江上截他。”
“截不住。他有炮艇。”沈砚之的手指在长江上重重地点了一下，“所以不能让他撤。要在他决定撤退之前，先把他打疼，疼到他不敢出城。”
程振邦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明白了。
“你想打纳溪。”
“不是打纳溪，是打纳溪外围的军火库。”沈砚之从行军桌的抽屉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草图，摊开，“老陈进城侦察的时候发现的——纳溪码头旁边有一座废弃的盐仓，北洋军把它改成了临时军火库，存放了至少两百箱弹药和三十挺机枪。守军不到一个连。”
“情报可靠吗？”
“老陈的腿可靠，情报就可靠。”沈砚之说这话的时候语调很平，但程振邦听出了底下的那层意思——老陈的腿断了，是用一条腿换来的情报。这笔账不算清楚，沈砚之不会离开川南。
“什么时候动手？”
“今晚。”
程振邦皱了皱眉。今晚太急了，部队刚从泸城撤退出来，还没有完成整编，滇军的炮兵也没有到位。但他没有提出异议。跟沈砚之搭班子两年多，他学会了一件事——当沈砚之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在脑子里把仗打过一遍了。
“我带人去。”程振邦说。
“不。你留下。”沈砚之把搁在条凳上的左腿挪下来，站起来的时候身体晃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你留在指挥部等滇军的电报，同时把江北的防线重新布置一遍。魏正宏如果知道我还在江对岸，他今晚一定睡不着。一个睡不着的人最容易犯错。”
“你的腿——”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章节部分内容加载错误，推荐下载app阅读或正常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