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汀泗桥之后的第三天，沈砚之站在咸宁县城的一栋两层砖楼里，面前摊着一张京汉铁路沿线地图。
地图上的红色箭头已经从汀泗桥延伸到了贺胜桥——那是吴佩孚在鄂南布置的最后一道屏障。箭头再往南三十公里，就是武昌。
"程旅长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沈砚之没有抬头，手指点在贺胜桥的位置上。
钱慕白从门外走进来，军靴上还沾着泥水。他刚从前沿阵地回来，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
"程旅长昨晚带了两个连摸过去了。今早发回消息——北洋军在贺胜桥的部署比预想的厚。不是三个旅，是五个。"
沈砚之的手指停住了。
"五个旅？"
"陈嘉谟把第八师也调上来了。加上原来的三个旅，还有吴佩孚从河南紧急抽调的一个混成旅，总共五旅之众，大约一万八千人。贺胜桥的铁路桥两侧修了永久性碉堡，混凝土墙，厚度——"
"说结果。"
钱慕白咽了口唾沫。
"正面强攻，代价会很大。程旅长建议从两翼迂回，绕到贺胜桥以南，切断他们的退路和补给线。"
沈砚之把地图卷起来，走到窗边。
咸宁的八月，湿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窗外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正午的阳光把青石板路面烤得发白，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听起来有气无力。这座小县城三天前才被北伐军占领，城里的百姓还不敢出门——他们见过太多军队了，北洋军、湘军、鄂军，换了一茬又一茬，每一次"光复"都伴随着抢劫和骚乱。
"传令程振邦，"沈砚之说，"按他的方案执行。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后天天亮前完成迂回。我不能让吴佩孚有时间把贺胜桥的部队撤到武昌。"
"明白。"
钱慕白转身要走，沈砚之又叫住了他。
"等等。你刚才说吴佩孚从河南调了一个混成旅？"
"是的。番号是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叫刘玉春。"
沈砚之的眉头皱了起来。
刘玉春。这个名字他听过。去年在河南信阳，这个人和他的部队以凶悍著称，打起仗来不要命，被吴佩孚称为"中原铁壁"。更重要的是——刘玉春是吴佩孚的心腹嫡系，不是那种拿了军饷就跑的雇佣军。
"刘玉春的部队，装备如何？"
"比一般北洋军好。德械装备，每个步兵连配了三门迫击炮，还有一批捷克造轻机枪。"钱慕白顿了顿，"而且——据说他手下有一支'敢死队'，专门用来堵缺口的。上次在信阳，他的对手突破了防线，就是这支敢死队顶上去把缺口堵住的。"
沈砚之沉默了片刻。
"告诉程振邦，重点防备这支敢死队。如果刘玉春真的把这支队伍用在贺胜桥，让他不要硬拼——用炮火覆盖。"
"是。"
钱慕白敬了个礼，转身快步走出去。
沈砚之重新走到桌前，把地图展开。他的目光从贺胜桥移到武昌，在那里停留了很久。
武昌。
那座城池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目标。十二年前，他还是一个在山海关蛰伏的青年，对着父亲的灵位发誓要"恢复中华"的时候，武昌是他心中的圣地——辛亥首义之地，共和的起点。而现在，他要亲手攻下这座城。
但他知道，攻下武昌不会像攻下汀泗桥那样干脆。
武昌城三面环水——北面是长江，东面是沙湖，南面是巡司河。只有西面连接陆地，但那一侧城墙最高最厚，护城河也最深。整座城池像一个被水包围的堡垒，易守难攻。历史上太平军打武昌打了三次才打下来，每次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吴佩孚比太平天国时期的清军更不好对付。他手里有重炮，有机关枪，有充足的弹药储备。更重要的是——武昌城里囤积的粮食足够守军支撑三个月。
三个月。
沈砚之在心里盘算着。北伐军不可能在武昌城外等三个月。南方的战局瞬息万变，江西的孙传芳随时可能北上增援，湖南的后方也需要巩固。如果不能速战速决，整个北伐的战略部署都会被拖垮。
他需要一个突破口。
不是一个军事上的突破口——那种东西在战场上总能找到。他需要的，是一个政治上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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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傍晚，沈砚之把各旅长和参谋长召集到咸宁的临时指挥部开会。
会议室设在一间民宅的堂屋里，四面墙壁斑驳脱落，天花板上的电灯忽明忽暗。军官们挤在几张拼起来的八仙桌旁边，汗珠子从每个人的额头往下滚，但没有人擦——在这种闷热的天气里，擦了也没用，三秒钟就又是一层。
沈砚之站在地图前面，用一根竹竿指着贺胜桥的位置。
"诸位，情况是这样的。"他的声音不高，但在闷热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北洋军在贺胜桥部署了五个旅，约一万八千人。其中刘玉春的暂编第二混成旅是主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我们的正面佯攻部队只有三千人，不足以形成有效牵制。"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策略。"
程振邦坐在角落里，右臂的绷带已经换了新的，但血渍还是隐约可见。他举起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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