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都到了三月尾巴上，昆明的风还是冷的，吹在脸上像刀子片儿似的，刮得人睁不开眼。讲武堂操场上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戳着灰蒙蒙的天，像是谁用毛笔在宣纸上胡乱画了几道。沈砚之站在操场边上，看着新入伍的一批学兵在泥地里摸爬滚打，心里头盘算着另一件事。
南边来信了。
信是孙先生从广州寄来的，在路上走了小半个月，送到他手里的时候信封都磨破了边角。信里头话不多，只说北伐在即，望他“整军经武，以待时机”。这八个字沈砚之翻来覆去看了不下二十遍，每看一遍心里就热一分。十三年了，从宣统三年他在山海关点起那把火算起，整整十三年。清廷倒了，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换了一茬又一茬，可这国家还是四分五裂，百姓还是吃不饱饭。他带着队伍从北打到南，又从南退到西，多少人倒下，多少人离散，如今总算又等到了一个天亮的机会。
“军长！”副官赵铁柱从操场那头小跑过来，军靴踩在冻得硬邦邦的泥地上，咔咔响，“程参谋长回来了，在军部等您。”
沈砚之转过身，把信折好塞进怀里，大步朝军部走去。他的腿在川南战役中中过一枪，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走了十来步便有些跛。当年在山海关城楼上，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如今两鬓已经见了白霜，眼角也刻上了深深的纹路。岁月不饶人，但那双眼睛还是跟十三年前一样亮，像淬过火的刀锋。
程振邦站在军部作战室里，正对着墙上那幅巨大的全国态势图发呆。他比沈砚之大三岁，今年刚过四十，头发却已经白了大半。这些年他跟着沈砚之出生入死，从山海关一路打到西南，身上大大小小十七处伤疤，最险的那一处在左胸，离心脏只差半寸。那是护国战争时在川南留下的，北洋军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肺叶，他在野战医院躺了整整四十天，差点没挺过来。
“老程。”沈砚之推门进来，先给程振邦倒了杯热茶，“南边的情况怎么样？”
程振邦接过茶杯，没喝，只是用两只手捂着，像是在借那点热气暖手。他刚从广州回来，带回了最新的消息。国民革命军已经编组完毕，共八个军，约十万人。蒋介石任总司令，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各军军长。北伐的箭头直指两湖，主攻方向是吴佩孚。孙传芳在东南观望，张作霖在关外虎视，北洋三系貌合神离，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
“广州那边热闹得很。”程振邦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递给沈砚之，“这是北伐军的编制表。我们在西南的队伍被编为预备队，暂时没有纳入第一梯队序列。”
沈砚之接过文件翻了翻，没有说话。他心里清楚，他们这支队伍在别人眼里是杂牌军，既不是黄埔嫡系，也不是粤军旧部，更不是桂系、湘军的山头。他们是一群没娘的孩子，从北到南一路被人收编、改编、裁撤、重组，番号换了不下十次。但他们的骨头是硬的——这些年转战南北，大小百余战，攻城拔寨从不含糊。川南一役，他带着三千人顶住了北洋军一个师的围攻，打了七天七夜，弹尽粮绝之际硬是靠着白刃冲锋撕开了包围圈。
“军长，”赵铁柱忍不住插嘴，“咱们就这么干等着？”
沈砚之把文件合上，放在桌上，站起身来走到地图前。他的目光从西南边陲扫向两湖，从两湖扫向中原，最后落在那座他无数次在梦里回去过的城市——北京。十三年前，他在北京陆军部任职，亲眼看着袁世凯一步一步走向帝制的深渊。那时候他就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堂堂正正地回到那座城里，不是作为潜伏者，不是作为阶下囚，而是作为胜利者。
“老程，你去广州这一趟，对那边的人怎么看？”沈砚之忽然问道。
程振邦沉默了片刻，手指在茶杯沿上慢慢转着圈。他知道沈砚之问的是什么——不是军事部署，不是后勤补给，而是人心。北伐不是一两支军队的事，是一盘大棋。棋局之上有冲锋陷阵的卒子，有运筹帷幄的车马炮，还有那些躲在棋盘底下搅弄风云的手。他们这些人，打了半辈子仗，最不怕的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最怕的是背后捅来的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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