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是凌晨四点开拔的。
天还没亮，讲武堂操场上黑压压站满了人。火把在晨风里噼啪作响，火星子被吹得四处飞散，落在士兵们的肩章上、枪管上，又无声地熄灭了。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马蹄声和兵器偶尔碰撞的叮当声，在黎明前的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沈砚之骑在马上，回头看了一眼那座他住了五年的四合院。枇杷树的影子映在灰白的院墙上，风一吹，枝叶摇晃，像是在送行。
林楚音没有出来。他知道她一定站在门后面，从门缝里看着他的背影一点一点变小，直到再也看不见。每次出征她都是这样——不留人，不落泪，只在院子里那棵枇杷树下站着，等到队伍走远了，才一个人回屋去。赵铁柱的妻子后来悄悄告诉沈砚之，说林先生每次送完军都要大病一场，发高烧说胡话，喊的全是他的名字。沈砚之听了，一夜没睡着。
“军长。”程振邦策马跟上来，打断了沈砚之的思绪，“前方侦察兵回报，出城十里没有异常。”
“好。按原定路线行进，今晚在安顺扎营。”
两千三百人的队伍在滇黔古道上蜿蜒前行，像一条灰色的河流顺着山势缓缓流动。这支队伍里什么人都有——有跟了他十三年的老弟兄，胡子都白了，扛枪的姿势还是山海关那时的-老-习惯；有在护国战争中收编的川军残部，个个都是打过硬仗的狠角色；还有最近在云南新招的学兵，嘴上还没长毛，眼睛里却已经有了火。从关东到西南，从长白山到横断山，这些人的口音南腔北调，吃不到一个锅里去，但上了战场都是能把命交出去的好汉。
三连有个叫陈黑子的老兵，关东人，跟了沈砚之十三年，从山海关一路打到云南。此人长得五大三粗，脸黑如炭，嗓门大得能把帐篷顶掀翻，在军中担任机枪手，使得一手好机枪。出发前一天晚上，他蹲在营房门口磨刺刀，磨了大半夜，刀刃在月光下闪着寒光。新兵问他怕不怕，他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怕个鸟。老子跟军长打了十三年仗，哪次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长命硬，跟着他死不了。”说完又埋头磨刀，磨刀的节奏跟他的心跳一样稳。其实新兵们不知道——老兵们也不知道——陈黑子在川南战役中腹部中过弹片，有一块弹片至今还嵌在他的肝叶上，阴天下雨就疼得直不起腰。他不说，沈砚之也不知道。打了这么多年仗，每一个老兵的身体里都埋着几块铁，有的取出来了，有的永远留在了骨头缝里，跟他们的记忆长在了一起。
在另一头，一群刚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蛋子扛着枪走得满头大汗。其中一个叫刘小满的学兵才十七岁，是讲武堂第三期的学生，眉清目秀的，说话还带着昆明口音的软糯腔。他考讲武堂之前是个布店学徒，原本打算攒够钱娶隔壁米店老板的女儿过门，结果听了沈砚之的一场演讲，当天晚上就剃了头来投军。此刻他的脚上已经磨出了好几个血泡，走路一瘸一拐的，班长骂他“娘们唧唧的”，他咬着牙一声不吭，硬是没掉队。休息的时候他偷偷脱了鞋看脚底，袜子被血粘在肉上扯不下来，旁边的老兵递给他一口烧酒，不是给他喝的，是浇在袜子上用来消毒，然后“唰”地一下把袜子扯下来。刘小满疼得眼泪都出来了，老兵拍拍他的脑袋说：“疼就对了，疼说明你还活着。”
沈砚之骑马走在队伍中段，举着望远镜向远处眺望。湘西的山比滇西更险，云雾缭绕中，山道在悬崖峭壁间盘旋，最窄的地方只容一马通过，下面是万丈深渊，掉下去连个回声都听不见。大山一座连着一座，像是老天爷把一整把青翠的石头随手撒在这片土地上，密密匝匝无穷无尽。这地方自古是土匪的天下，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多少官军进山剿匪都铩羽而归。
但他顾不上头疼路的事了。他真正担心的是粮草。两千三百人加上骡马辎重，一天的粮食消耗就是个不小的数字。队伍带的干粮勉强够吃半个月，到了湘西之后，补给线拉长，广州那边的粮饷能不能按时送到，谁也说不准。他是从最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知道一支军队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对面的枪炮，是断粮。人可以饿一天两天，饿到第三天，再铁的纪律也会像锈透了的铁链一样崩断。在北伐战争初期，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军队的补给往往要靠地方筹粮，这对军纪的考验是巨大的。
他正想着，前方忽然传来一阵骚动。赵铁柱拍马赶来，脸上带着怒容：“军长，前面有个村子不让过路，说是怕当兵的抢粮。几个老妪把路堵了，柴刀都拿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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