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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先遣:我率红七军团兵临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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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伏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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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苏瑜展现出他作为参谋长细致严谨的一面。

  他召集了两师,团以上的干部,详细分配任务,明确攻击信号、撤退路线、伤员转运、俘虏处理等每一个细节。命令清晰,责任到人。

  周泽远在一旁听着,偶尔插一句嘴,给他查漏补缺。

  这一幕要是看在外人眼里,还以为苏瑜是军事主官,周泽远是参谋长。

  当各项事务安排妥当之后,周泽远赞了一声:“这细致活,我可干不来,咱们整个七军团,也就你了。”

  苏瑜苦笑一声:“都是被逼出来的!”

  一句话,道尽了多年的心酸!

  他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细致,并非与生俱来。

  早年在红四军时,他也曾是个敢打敢冲、更偏临机决断的指挥员。

  可自从乐绍华空降到红七军团担任政委,一切都变了。

  这位留苏归来的政委,对军事一知半解,却手握重权,尤其迷信“正规化”、“计划性”。

  他要求作战计划必须详尽到连一级的部署,对任何临机处置都抱有极大的不信任,动辄扣上“游击习气”、“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

  荀淮州和他,就像被套上了双重枷锁。

  外面是步步紧逼、实力悬殊的敌军,内部则是掣肘不断、动辄得咎的指挥环境。

  任何一次战术失误,都可能被无限放大,成为“路线错误”的证据;任何一次计划外的调整,都可能面临事后追责。

  失败一场,对于这支本就弱小的部队而言,很可能就意味着万劫不复。

  他们输不起,甚至连惨胜都承受不起,必须追求以最小代价获取确定战果。

  这就逼着苏瑜,只能把方案做得细致、细致、再细致。

  他必须提前预想到战场上可能出现的绝大多数情况,并为之准备好备案。

  他必须把命令分解到每一个关键节点,明确到具体的人,减少执行过程中的模糊和偏差。

  他必须反复推演,计算弹药消耗、行军时间、伤员后送能力等等一切可以量化的东西。

  某种程度上来说,苏瑜和荀淮州这两年军事指挥能力的飞速进步,这种被内外夹攻、如履薄冰的恶劣形势,也是“功不可没”。

  周泽远看着苏瑜眼中一闪而过的疲惫与无奈,这下他不羡慕了!顶级的指挥能力,他很渴望,没有一个将军能拒绝这样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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